大講壇:加強地名文化保護,延續中華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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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名片:陳高桐,中國地名學會常務副會長,經濟學傢、文化學者。首屆國傢新聞文化領軍人。主要著作有《馬克思主義ABC新編》《第二個裡程碑》《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理論》《社會主義實踐的回顧與思考》《強基固本:中國農業與農村重大問題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投資與通貨理論》《新編市場營銷學》等數十部,發表論文數百篇。主講人陳高桐今年春節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看望慰問基層幹部群眾時強調,一個城市的歷史遺跡、文化古跡、人文底蘊,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蘊毀掉瞭,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要把老城區改造提升同保護歷史遺跡、保存歷史文脈統一起來,既要改善人居環境,又要保護歷史文化底蘊,讓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融為一體。前不久,中辦、國辦聯合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推進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大力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傢通用語言文字,保護傳承方言文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情感、思想與道德、智慧與價值,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層面,而地名正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層面。地名是我們歷史和文化的寶貴遺產,是各個歷史時代人類活動的產物。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昭示瞭中國不同時空的文化層面,展示瞭中華歷史,也是民生的寫照,理應作為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文脈延續地名是重要載體我國地名文化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形成瞭以語言、地貌特征等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載體。任何地名的產生,一般都反映出當時這個地名出現、存在和延續的一些因素,而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坐標。如濟南,因地處濟水之南而得名。濟南道路地名也別具特色,經緯路的命名方式與當時濟南發達的紡織業有密切關系,織佈經長緯短,以此命名道路,不僅體現瞭濟南當時紡織業的繁榮,還說明瞭商埠區的范圍是東西長南北短的狀況。由此看來,雖是簡單的幾個漢字,卻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感情,滲透著歷史發展的一個社會層面。同時,從這些種類繁多的地名文化中,可以領略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各民族多彩的文化特點,為後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經濟和文化提供瞭幫助。我國存在著大量古地名和有著豐富文化內涵的地名,遍佈在山嶺湖塘、風景名勝、文物古跡、古遺址、古建築及街巷等。“中國”兩個字從3000多年前發展到今天,與中國的國土、人口、民族、文化、歷史密切相關。據考證,“中國”這兩個字最早發現是在一件命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這個青銅器是1963年在陜西省寶雞縣被發現的。尊上面有銘文,銘文中出現兩個字,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中國”二字。中、國這兩個字都是象形文字。“中”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為召集部隊和民眾集合用的標志。“國”(國)也是一個象形文字,中間的口表示人,口下面的一橫表示土地,旁邊的“戈”代表有人拿著戈守衛生活或生產的土地,為瞭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築上城墻,由此形成瞭“國”(國)。“中國”二字合起來就表示天子所在的國。由於商與西周的國都很多,隻有最高的統治者居住的地方才有資格稱為“中國”。東周時,天子的地位名存實亡,各諸侯國間相互吞並,到戰國後期,隻剩下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和若幹小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秦朝,中國再次出現。以後歷代王朝都稱為中國。其中,南朝、北朝都稱自己為“中國”,而稱“中國”以外的為“島夷”,隋、唐統一以後,這些“島夷”也成瞭“中國”的一部分。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開始有瞭“中華”和“中國”兩種簡稱,以後基本都是用“中國”瞭。在古代,中國的民族含義等同於華夏諸族或者漢族,與之對應的稱呼是“蠻”“夷”“戎”“狄”,比如“南蠻”“東夷”“西戎”“北狄”。今天的中國當然應該包括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少數民族,而廣義的中國文化也應該包括56個民族的文化。由此可見,地名文化是祖先留下的寶貴財富。盡管因為歷史的變遷,部分地名正在消失或者變更,但隻要地名在,人們依然可以憑借地名背後的故事,尋找到這個地方的歷史淵源。文以載道地名文化內涵豐富地名命名的目的主要是為瞭方便人們在生活、生產、社會交往中的應用。隨著時代的發展,地名種類繁多,命名方式也越來越多,在這裡列舉一些比較常見的種類。如,姓氏與地名的結合。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這樣的名稱不勝枚舉,例如李傢溝、張傢灣、劉傢坡、郭傢坪、蘇傢嶺等。第一個字一般為姓氏,第三個字指的是地貌,如溝、峪、陵、鄉、堡、鋪、市、寺、店、嶺、灣等,其中有一些個案,比如“嶽各莊”“豆各莊”等,這些都是由於漢語語音的發展變化而來的,嶽各莊、豆各莊其實分別就是嶽傢莊、豆傢莊。華北平原以丘、陵命名的地名很多,這反映瞭當時的地理環境——地貌起伏不平,人們擇高地而居以避洪水;兩漢時,以亭、聚命名地方,表現瞭當時的地方基層行政制度;六朝時,塢、壁、壘、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現,與當時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會動亂需要防禦有關;唐中葉以後,內地出現的集、市反映小商業城市的興起,場、務表明瞭官營手工業的發達。我國的很多地名中都帶個“洲”或“州”字。“州”的本義是河道中的小島(或稱沙洲)、水中陸地。《說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行政區劃的概念和區劃單位還沒有建立時,人們曾經把“州”劃分為九個區域(九州)來進行管理,後世“州”作為行政區劃或存或廢,范圍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此時,當“州”再被用作行政區劃名稱,以它代表“水中陸地”容易引起誤解,於是古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個“氵”部首,用“洲”來替代“州”。與“州”一樣,“陰”“陽”也是地名中常出現的,這屬於以方位命名,“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因此,山的南方因為能照到太陽,稱為陽,山北稱為陰;而水(河)正相反,水北為陽,而水南為陰。但也有例外,湖北漢陽在漢江的南面,其原因是歷史上漢水改道,由漢陽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稱未變,所以就形成瞭一個特例。以歷史人物或與其相關的歷史活動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歷史事件以及某一歷史史實為背景形成的地名,這種命名方式也很常見,如山西介休(市),因相傳春秋時期晉國貴族介子推偕田隱居並死於境內之綿山而名;左權(縣),古稱僚陽,後幾經改名,1942年9月,為紀念左權將軍在此殉國,改名左權縣;民國年間馮玉祥主政河南時設博愛縣、民權縣。在中國地名中,命名最具特色的,當屬北京胡同瞭。北京是歷史文化名城,在這個歷史舞臺上,有帝王將相的更替,也有尋常百姓的流離遷徙。從遼、金的南京、中都,到元大都,一直到當代的北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國度的人都在這兒留下瞭他們的行蹤,不同的方言、語言,不同的文化都在這兒有過碰撞、交融。所以在北京城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其街巷名稱很自然地保留瞭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觸的痕跡。北京的小巷稱為“胡同”,“胡同”一詞始見於元代,是蒙古語“huto”(水井)的借詞,其最初的發音為“忽洞”,因古代水井在人們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義就是有水井處,後轉為街巷通名。胡同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場、商品命名,如金魚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語命名,如悶葫蘆罐胡同等。再如,司禮監胡同、織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鐘鼓司胡同、瓷器庫胡同等,這些都是歷代衙門所在地,顯示瞭當時皇城的范圍。一般小胡同居住的都是尋常人傢,所以取名時似乎信手拈來,地名用詞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語,如胡同裡住一傢經營棺材生意的,這條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形狀兩頭尖、中間大,就叫嘎嘎胡同、嘴巴胡同;死胡同,有進處,無出口,就叫悶葫蘆罐兒、口袋胡同。胡同取名求形象生動,親切自然,好稱說,易區別。加強監管審慎保護地名文化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不斷加強和規范地名命名、更名管理工作,更改瞭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符合國傢方針政策的地名和歧視少數民族以及帶有大漢族主義傾向等問題的地名,取得瞭顯著成績。改革開放後,經過多方論證、審慎研究,嚴格遵守更名的程序、權限和論證制度,部分地方更名保持瞭傳統文化,提高瞭當地知名度,擴大瞭影響力,推動瞭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的加快推進,許多古老地名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社會上出現一種隨意命名、隨意更改地名的現象。由於對地名文化缺乏認知,加之為瞭配合某一個時期的政治時局,一段時期內,隨意更改和廢止老地名的現象屢禁不止,這種對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淡薄的現象在“文革”時期尤為突出。“文革”時期,全國興起瞭一陣改名風。“文化路”“建設路”“人民路”“東風路”“向陽路”“反帝路”“紅星路”相繼出現,鋪天蓋地,幾乎全國大小城市中都有以這種形式命名的道路。盡管有些像“反帝路”“紅旗路”等帶有明顯“文革”痕跡的地名已經改掉,但造成歷史信息的中斷和古老文化的遺失的結果,值得我們反思。近年來,我國還興起瞭“西化”之風,稀奇古怪的洋地名鋪天蓋地。這種“地名西化”現象在新建的居民區尤為常見,如“巴黎花園”“萊茵小鎮”“羅馬假日廣場”“歐洲城”“倫敦城”“挪威森林”等。一些新建的樓盤、新開發的小區鐘情於使用外國地名以顯示檔次,對此,地名管理相關部門應該嚴格控制。這些地名雖然代表瞭一個時期的特點,卻彰顯不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和個性。在“洋”地名的背後,丟棄的是民族自尊和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將一些地方命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外國地名,不僅缺乏嚴肅性,還容易引發其他國傢的不滿。隨意把別國地名拿過來命名景點、小鎮,侵犯瞭他國的地名使用權。一些外國地名在中國的濫用應引起我們的註意。地名命名更名既是一種社會現象又是一種文化現象,但是盲目更名,我是不贊成的。地名蘊含瞭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一旦更改,歷史典故、傳統文脈就有可能被割斷。地名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理念、美德文化、人文精神,在地名中均有蘊含和體現。比如,洛陽、江陰等地名體現瞭陰陽相對、陽生陰長的辯證法思想;和順、大同等地名體現瞭尚和合、求大同的社會追求。目前的行政區劃名稱也應該進行梳理。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級的直轄市,也可以指地級市,還有縣級市。我們為什麼不能統一規劃行政區劃通名,以避免出現新的混亂,如“區”,已經有瞭省級的自治區、地級的直轄市區和縣級的市轄區,現在又出現瞭副省級的綜合開發區、地級或縣級的開發區、新區,還有礦區、城區、郊區等。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要求,樹立正確的文化理念,有效保護地名文化遺產,提高新生地名文化品位,傳承發展優秀傳統地名文化,延續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建設中國特色地名文化。對話:地名,文脈和情感的載體記者:隨著旅遊業的發展,現在很多地方都熱衷於改名,喜好將本地的名勝古跡或歷史傳說作為行政區域名稱。您怎麼看這種現象?陳高桐:為瞭發展當地經濟,開發旅遊資源,各地出現瞭地名更改熱。部分地方用景點名稱取代政區名稱,如黃山、張傢界等。同樣的,都江堰、井岡山等變成瞭行政區名,對這種做法,政府的初衷可以理解,但若不慎重,不僅達不到更名的目的,反而會很容易與真正的景點混淆,比如說,徽州更名黃山市後,就引起瞭世人的強烈關註和疑惑。作為徽商發祥地的徽州,明清時期已經稱雄中國商界500多年,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之說,徽文化是中國三大地域文化之一。1987年,黃山市擴大至大部分徽州地區,市中心搬至屯溪,徽州地改市,易名為黃山市(大黃山市),將徽州地區改為黃山市,並把市中心駐地搬於遠離黃山的屯溪,使黃山這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受到瞭傷害,更傷害瞭著名的徽州文化。很多遊客興沖沖趕到黃山市,卻見不到黃山的真面目。這種對文化遺產原真性的破壞和摒棄,數年後可能造成古老文化的缺失,帶給後人無法彌補的遺憾和損失。在中國城市的更名記錄上,湖南大庸也是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案例。與徽州相反,它是屬於改名較成功的一類。1994年,湖南大庸縣更名為張傢界,更名的目的是為瞭統一行政區劃與旅遊目的地,有利於旅遊開發的整合營銷。當時張傢界景區的知名度遠遠超過其所在的城市大庸,外人隻知張傢界,不知大庸。大庸與古庸國有關,但是古庸國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大名氣的所謂蠻夷之國,早在春秋就滅於楚,幾乎無歷史影響力,大庸的名字也一直沒有脫開平庸。政府認為改名有助於促進城市發展,改名勢在必行。改名張傢界市後,果然為城市帶來瞭諸多好處,提振瞭城市品牌。張傢界憑借豐富的旅遊資源,在國內外的知名度迅速擴大,帶動瞭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現在的張傢界有瞭機場、通瞭火車,已是全國知名的旅遊熱點城市。張傢界旅遊景點和旅遊城市實現瞭雙贏。黃山和張傢界都是出於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更改瞭原有名稱,但更名背景完全不同。徽州本身的地名品牌價值就不弱於黃山,改瞭反倒丟掉很多文化內涵;大庸改名張傢界則大大提升瞭地方知名度。所以更改古老地名,其背後雖是出於城市經濟發展的強烈訴求,有一定道理,但對具體的某一座城市而言,可能失去的無形資產將是巨大的,放到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看,實際上是對某些歷史文化資源的嚴重破壞。我們更改地名,必須從歷史的高度來認識。記者:為挖掘當地文化,一些地方又恢復古地名,您怎麼看?對此您有何建議?如何避免盲目更名?陳高桐:徽州更名為黃山市曾令無數人感到惋惜與痛心。雖然黃山市這一地名也有30多年歷史,但是近年來,呼籲恢復徽州之稱的聲音不斷。和徽州不一樣,湖北的襄陽則要幸運得多。在各方的積極努力下,2010年,襄陽復名瞭。襄陽復名前為襄樊,襄樊這一地名也有50多年歷史。1950年5月,襄陽縣下轄的襄陽鎮和樊城鎮合並組建為襄樊市。從襄樊再更名為襄陽,時間跨度50年,同時也帶來新的問題,比如更名成本和原屬居民的歸屬感等,這一字更改的成本據說過億元,因為地圖、公章、證件、招牌等都要改。而對於在襄樊地名文化氛圍中長大的一些年輕人而言,改名襄陽也帶來瞭情感上的困惑。有些年輕人稱,曾一度失去歸屬感。地名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讓人們有瞭身份認同。當有人問起“你是哪裡人”,不僅是在詢問地域籍貫,更是詢問一種情感歸屬。現在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口流動性增強,地域歸屬感看似削弱瞭,然而對傢鄉有認同感的人,依然會大大方方展示自己的籍貫,這正是文化基因的力量。對於一座城市的發展,更名不應該隻考慮單一訴求,更不能靠拍腦袋。對於那些已經既成事實的更名,是否復名同樣需要理性對待、慎重考慮、充分討論。城市的街、巷、路名承載著這個城市的歷史,人們透過這些街、巷、路、橋名,可以管窺城市的過去,每一個地名都帶有一段文化,帶有一縷鄉愁,亂改地名,就是丟失瞭城市的文化記憶,說嚴重些,就是割斷瞭城市的歷史。記者:如何科學規范地進行地名命名和更名呢?陳高桐:地名作為一種文化的傳承,本身就應該有延續性,不能夠肆意更改,必須尊重歷史和文化。地名命名要堅持尊重當地歷史和現狀、突出歷史文化特色、保持地名相對穩定這3條原則。出臺規范地名命名、更名的規范,有著重大的意義。在地名成為文化傳承載體的發展過程中,各級政府不僅需要出臺各種規范和規劃,還應該出臺保護地名的懲罰措施,即如果出現瞭違規的情況,該如何懲罰,並將這樣的懲罰措施落地生根,讓人能夠感受到其中的震懾力,或許才是最佳的方式。隻有如此,地名成為永久的文化傳承的載體才能夠成為現實。對老地名的註銷、更名或合並以及歷史地名保護名錄中在用地名的更名,要嚴格控制;對於歷史上存在過,且具有豐厚文化底蘊和重要歷史價值但現在沒有使用的老地名,可在適當條件下考慮重新恢復使用,這要有嚴格的限制、科學的論證;對於未被恢復啟用的地名,應當采取入冊掛牌立碑等措施加以保護。2014年,我國開始瞭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工作,為期4年。開展地名普查,有利於把握地名文化總體狀況,更好地保護地名文化遺產,傳承和弘揚優秀地名文化。地名普查工作也為治理地名亂象問題提供瞭良好機遇。需要強調的是,清理整治地名亂象要註重發揮地名文化的重要引領作用,以此達到標本兼治的目標。記者:目前,地名治理的難點何在?您有何建議?陳高桐:難點有二:一是,隨著城市建設的日新月異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新的工業區、開發區以及街道裡巷、建築物層出不窮,新的地名大量湧現,舊的地名變化消失,地名產生、消亡數量之大和變化之快前所未有,人們使用地名的頻率隨之不斷提高,對地名規范化、標準化和信息化服務的要求日益迫切,地名管理和服務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更加突出。地名不變不行,但變要有據。二是,地名亂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沒有確立、理順地名管理體制所致。到目前為止,地名管理領域還沒有形成一套嚴格的命名、更名的審批和監管制度,這既包括前期的科學論證和咨詢的權威性,也包括現有地名管理缺乏嚴格的監管手段,對各類地名命名源頭不能有效幹預,甚至往往隻能被動認可既成事實,這也是形成目前地名命名更名不規范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據此,要求我們把地名文化當作重要文化遺產保護起來,把地名文化遺產認定規范制定好、實施好,同時還要在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下,加強地名主管部門與史志、文物保護、旅遊和教育部門及科研機構等相關部門的溝通銜接,建立地名文化遺產認定保護的良好機制,推動地名文化遺產認定保護工作,同時普及地名文化教育,使之成為一項眾人關心並參與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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